TSA是導致學校操練學生的主因嗎？

最近有家長發起爭取「取消TSA」的行動，引起社會的熱烈討論。支持相關行動的理據主要是減少無謂的操練、減輕學生和教師的壓力等。首先我得說明，對於上述兩個原則，我不但同意，而且是不能同意更多，當我在學校任教時，我無時無刻都跟家長、同工們說，別讓操練把學生的好奇心毀掉，也別讓排得滿滿的時間表把他們的童年奪去。對於操練、填鴨、刻板的課堂，我也跟大家一樣，感到十分厭惡。然而，認同「減少無謂的操練」和「減輕學生和教師的壓力」，是否便一定會推導出「取消TSA」的結論？我實在不敢茍同。

首先我們得探討，TSA本身是否導致學校操練學生的主因。TSA的目的是什麼？根據考評局的資料︰ TSA是為了「提供資料讓學校及教師具體地了解學生在基本能力方面的強項與弱項，從而優化學與教的計畫，亦提供資料讓政府為學校提供適切的支援」。TSA提供給學校的資料是十分詳盡的，除了中、英、數各科的總體表現外，甚至提供每一道題目每一個選擇的全港學生和本校學生選擇的百分比，這些資料若能好好加以分析和運用，絕對能反映學生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同時反映學校教學需改善的地方。我以前任教的學校就會要求教師仔細分析這些數據，然後在科組內檢討教學的效能，針對弱項作出改善。也就是說，計劃原本的目的在於協助學校「掌握學生的學習難點」，然後「改善學與教」，而並不是以「評核學校表現」作為目標。即使教育局去評核一所學校時，也不會以TSA成績作為評核的標準，也不可能以此為標準，因為每所學校的生源、學習程度不一，不能只看成績去評定一所學校的教學成效。一所以照顧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為主的學校，成績自不能與一些傳統名校相比，但如果教師盡力去發展學生的潛能，為學生帶來良好的增益，它依然是一所好學校。所以，TSA本身只是其中一種協助學校檢視教學效能的工具，這個工具能夠反映出一些學校的一些不足，但這個工具不應為學校、教師和學生帶來壓力。

發起是次活動的家長提出，若以反映學與教的現況為目的，校內的評估可取代TSA，筆者對此亦有所保留。校內評估的深淺程度不一，假如個別學校的評估程度較淺，學校可能會因此而高估了學與教的成效，反之亦祭。TSA審題委員會是由不同的專業人士組成，包括大學講師、教育局課程主任、考評局科目經理及現職教師等，能提供一個切合香港課程所要求學生掌握的基本能力、並標準一致的客觀評估，以讓教師掌握學校學與教的實況，從而作出改善。

理想層面固然是這樣，那麼為何TSA會變質，成為學校間惡性競爭的工具，最終苦了教師、苦了學生呢？就是因為個別的學校誤用了這些數據，把自己學生的整體成績跟全港平均值作比較。剛才已提到，每所學校的生源、學習程度不一，也就是起步點不同，以TSA成績去比較本身已經不科學。所以，教育局為了改變這種思維，自去年起已不再向學校提供「全港學生達基本水平的百分率」，以免學校再次追著數據走。

可是，辦學團體希望了解屬下各間學校的表現，也可以自行比較屬下各所學校之間的數據，然後給校長施壓。其實如果辦學團體這樣做，已經達違反了TSA數據的使用守則，因為守則列明數據「不可用於學校間的比較」。但即使辦學團體向學校施壓，如果方向是找出自身的不足，長遠提升教學的質素，這樣的想法本身也沒有問題，畢竟現在提倡「學習型社群」，反思自身的不足之處，加以改善，本身是一件好事。

最大的問題在於，學校領導層不去想方設法改善課程的規劃、教學的成效，卻去操練學生應付考試，期望透過向學生施加壓力，於短時間內提升TSA成績，這才是問題所在。其實任誰也知道，一所學校的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基於生源、家庭支援、學校文化、領導層能力等不同的因素，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慢慢改善，本來就不應期望學生的成績、中學的派位會於幾年內大幅改善。

打個比方，就好像有人在例行身體檢查時，某些指標出了問題，卻不去檢視疾病的源頭作出治療，卻拿著身體檢查的清單日夜鑽研，然後弄得整個人都精神緊張。這種想法不是很荒謬嗎？可是，現在我們提出「取消身體檢查」去減輕壓力，不就是另一種荒謬嗎？如果要減輕學生和教師的壓力，不是更應討論如何有效協助學校提升教學效能，不作過量的試題操練嗎？取消TSA反而只是捨本逐末的方法。不操練TSA，學校難道就不會為了派位結果而操練中一入學前測試嗎？學校難道就不會為了收生而操練學生校內的小測大測期中考期考大考嗎？一所錯誤地以為操練就是教育的學校，有沒有TSA也會操練。重視培養學生思考探究的學校，有沒有TSA也不會操練。事實上，後者在香港為數並不少，也有很多年輕教師也嘗試不同的教學法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問題是，作為家長的你會不會選這些學校，還是寧願擠破頭也要擠進催谷成績的一線名校？事實上，在沒有外力促使學校操練的前提下，家長和教師的取態反而是影響學校發展方向的因素。若真誠如發起團體所言，反對操練TSA已是大部分家長、教師和學生的共識，豈不是更應向各自所屬的學校協商，減少相關的操練，而非為了個別過度操練的學校，要求在整個香港教育的層面取消TSA這項本身能反映學與教現況的措施？

希望社會大眾能打破一個迷思，有「考試」或「公開試」並不等如「填鴨式教育」。考試只是評估的一種，若運用得宜，是可以作為改善教學、改善學習的根本。針對試題作出操練，就是只求結果，不問過程的表現。事實上，有Past Paper的地方，就會有人嘗試以操練來取得成績。一眾港生遠赴英國考GCE，他們不也會能GCE的試題來操練嗎？不先改變教育的觀念、態度和目的，去到再先進的國家、面對怎樣變化的公開試也會操練。而姑勿論哪一個地方哪一種制度，學生完成高中以後，還是得面對公平公開的考試，但怎樣才是一個好的公開試、有關考試制度的問題，可以另文再書，在此暫此打住。但香港學生和教師壓力的來源，其實是整個香港社會走捷徑、急功近利的思想文化造成的，這的確需要處理，但也絕不是把問題歸咎於一個考試就能處理的。

欠缺常理的城市

「於路軌發現狗隻，有可能導致列車延誤」，在行政管理的角度，就是「危機處理」。

如果以上的報導無誤，也就是說上水月台長有按停列車、嘗試救狗以及匯報上級。在月台長這個「前線人員」而言，他對是次「危機處理」的判斷跟香港社會的主流文化價值是接近的，也就是「列車延誤」以及「相應罰款」的代價固然沉重，但一條生命、即使是「狗的性命」的價值，難以用金錢衡量。而且根據現場情況，他判斷「狗隻可以很快爬回月台」，所以請示控制中心能否給予更多時間處理。

而當控制中心這些「權力高層」對是次「危機處理」的判斷，純以「列車延誤」以及「相應罰款」的代價為考慮因數，「狗的性命」不在考慮之列。而且他們似乎並不信任上水月台長的臨場判斷，拒絕其「給予更多時間讓狗隻爬上月台」的要求，遙控主導整個「危機處理」，就是不理會狗的性命，宣佈列車恢復行駛。

如果當天控制中心信任上水月台長的臨場判斷，可能只是多半分鐘的時間，狗隻爬回月台，列車恢復行駛，不用罰款，皆大歡喜。本人提出這點，並非想事後孔明，而是想指出不單是港鐵，其實香港有不少管理層，很多時在「危機處理」一項上，都不太重視前線人員的臨場判斷，單單以管理層的身份作出所謂「以大局為重」的決定，而很多時這些自以為「以大局為重」的決定，都會招致最壞的結果。

這些例子多不勝數，例如醫院門外有人發生車禍，前線醫護人員不敢貿然施救，堅持按上級的程序指引去做；又例如學校有學生自殺，前線教師不敢報警，要先知會上級，再按程序指引去做。老實說，不是上級的程序指引不好，而是在「危機處理」一項上「臨場判斷」是極為重要的，很多時放開所謂「以大局為重」的思想（其實是「以集團利益為重」），按照常理去做的決定，反而差不到那裡去。

認真想一想，管理層很多時並沒有真的進行「危機處理」，所謂「以大局為重」，說穿了純粹是選出以金錢利益為先的保守方案，完全不打算處理危機中的矛盾。老生常談，所謂「危機」，有「危」有「機」，也就是「有機會」能夠解決問題的，當然機會是有運氣成份的，問題是管理層肯不肯「take risk」去爭取一個雙贏的方案。事實是，大多數管理層是完全不肯take任何的risk去爭取雙贏的。

而「前線人員」面對危機時，由於掌握現場情況，相對有把握，反而最有可能作出合乎常理的決定。問題是香港的文化相當官僚主義，階級觀念強，前線人員身份卑微，上級很少給予足夠的尊重，以致在處理危機時，過份依賴上級，不敢違逆，白白放棄了自己「臨場判斷」的優勢。

天堂到底是什麼模樣 - 蘇格蘭高地

 

天堂到底是什麼模樣，沒有人見過。

 

在這個漂亮的藍色星球中，蘇格蘭的高地，也許是其中一個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在一望無際的公路上馳騁，旁邊是連綿不絕的高山湖泊，擋風玻璃前就只有藍藍的天空，彷彿一路下去，就能夠到達世界的盡頭。

 

 

 

 

 

 

 

 

 

 

 

 

 

 

 

 

 

 

 

 

 

 

 

搖下車窗，草地清新的氣息，撲鼻而至；和著高地乾燥的風，還有微暖的陽光，一切是那麼自然，連空氣都彌漫著自由的味道，教人禁不住要奔向翠綠的山巒。

 

 

山勢起伏不定，崎嶇險要，有時沿著涯邊緩步通過，步道狹窄得只夠一人側身而行，而且碎石沙粒遍地，一失足，或許便成千古恨。畢竟，通往天堂的路，是崎嶇窄路；而通往地獄的，往往是康莊坦途。

 

 

 

 

 

 

 

 

 

 

 

 

 

 

 

 

 

 

 

 

 

 

 

 

 

 

 

 

 

 

 

 

 

 

 

 

 

果然，柳暗花明。美好的風光，在苦盡甘來之時，特別好看。

空山無人，原來也沒有想像中可怕，也不需怎樣忌諱。

也不需擔心追不上滿街的趕路人，因為這裡四野無人。

 

 

 

 

 閉上眼睛，用心靈去感受，天與地的契合。

有風聲、海浪聲，如此平靜安寧。

遠離人群、遠離喧囂、遠離城市、遠離繁華。

這才發現，一個安靜、沒有人聲的角落，是如此難得，以致要走遍天涯海角，才找到一個可以讓靈魂歇息的空間。

我們的靈魂何時變得如此煩躁不安？以致我們要透過身體製造更多的噪音和喧囂，來証明自身的存在？

 

 

 

 

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可是，人們已經拒絕思考了。我們不珍惜寧靜，只是不斷的說話、不斷的發聲，試圖以此來遮掩內在的空洞，以致成了小丑，透過不斷的表演得到別人的注目，証實自己虛空的存在。

 

 

 

 

 

但在蘇格蘭的高地，這一切都不重要。

向西，一口氣奔上了最高的山丘。

坐在涯邊，遙望著太西洋。

如果世界真的有盡頭，我想，它就在這裡。

放空全身心，一直待著、一直待著…時間彷彿不存在。

直到金光灑遍了我的身體，直到大光球完全浸沒在水平線下，我知道，這是我看過最美的風景。

 

 

古老的圖書館

我對古老的圖書館有一種莫名的迷戀，喜歡那種彷如踏進知識殿堂的震撼，所以每踏足一個
城市，總喜歡到當地的圖書館走一走。這次就介紹兩所美麗的英國圖書館。

其中一間是位於Manchester的John Rylands Library，建於1890年，屬維多利亞式建築。這所圖書館古老而莊嚴，被濃烈的學術氣息所包圍，彷如與外面的紛亂繁華隔絕，讓人停下腳步，閱讀、思考、與自己的理性進行思辯，滿足人文精神的追求與探索。

 

沿著狹長的走廊一路前進，有幾個小型的收藏室，當中的館藏包括很多歷史上知名文學的手稿，甚至有一小頁最早期聖經的手抄本。走廊的盡處是空間開闊的大廳，高聳的哥德式設計叫人望而生畏，顯得莊嚴而神聖。從古雅的樓梯往上走，就是著名的Historic Reading Room，也是整個圖書館最美麗的房間。



Historic Reading Room由樓高兩層的圓拱形柱廊組成，鋪上了長長的紅色地毯，盡頭處是精緻的彩繪玻璃，並放置了一尊John Rylands的雕塑。


圓拱形柱廊中間是自成一角的閱讀間，不受旁人打擾，裝飾古典優雅，連天花板上也有精緻的雕花。而隨了古典的吊燈，側面的長窗也提供了恰到好處的光線。在這樣優雅的環境下閱讀，教人忘掉時間，浸醉在閱讀的精神世界。




另一所是Liverpool Central Reference Library。這所圖書館與極富現代感的Central Library相連，由於是比較近期的建築，並沒有歷史的班駁，但它樓高三層的大環形建築卻相當引人注目。

當你從小小的正門步進去的時候，立時發現環形的設計和高樓底營造出開闊的空間感，一下子便被龐大的書海所震懾，慨嘆知識之浩瀚，所謂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正是如此。

 

 

 

 

 

 

 

 

論公民抗命的道德正當性

從香港商議「佔領中環」、到最近台灣的「佔領立法院」，一再引發人們討論「公民抗命」的意義，而社會對於此行動的評價明顯相當兩極，讓我們暫時撇開政治立場，一同思考「公民抗命」本身是否合乎道德。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是指公民認為特定的法律不合乎公義的原則或人民的基本權利時，拒絕遵守若干法律，並且願意為此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或其他代價，以道德感召力喚起社會大眾的關注，是非暴力抗爭的一種策略。由於涉及法律責任，通常是公民已嘗試在法治框架內容許的方法表達反對不果後才採取的策略。

結果論與功利主義

公民抗命的反對者最常引用的理據是抗命者的違法行為可能對社會穩定產生不良的影響，以及造成經濟上的損失。值得留意的是，利益被損害的人並不一定是制定相關法例的政府官員，甚至是並不認同抗命者理念的其他社會公民，例如「佔領中環」造成的交通癱瘓可能導致職業司機或部份商戶的損失。要求無辜者承受抗命過程帶來的損失似乎於理不合，因此反對者認為公民抗命並不合乎道德。

以上論述的思維其實源自結果論(Consequentialism)，也就是任何行為是否合乎道德完全取決於該行動所產生的結果而定。

若以此立論，要判斷抗命的道德正當性，好結果的定義便相當重要，我們可以參考從結果論引申推論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中的「最多人的最大利益」(the greatest good with the greatest number)。

從短期來看，在抗爭過程期間抗爭者的行為未能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利益，反而的確造成某些人的損失；但從長期來看，抗爭成功能令社會的法制更符合公義和平等的原則，那麼抗命為社會帶來的整體利益便明顯大於抗爭過程的短期損失。當然從另一角度看，如果政府暴力鎮壓而抗爭失敗導致更大的人命傷亡、甚至更封閉的社會制度，自然是痛苦大於利益。如此看來，從結果論出發去探討公民抗命本身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況且社會公義所帶來的利益難以用金錢或經濟去衡量，以此來肯定或否定「公民抗命」的道德正當性似乎並不可行。

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如果抗爭涉及到個人的基本權利，結果論和功利主義是否能夠客觀地反映事情的全部？由於功利主義只是以「最多人的最大利益」為依歸，那是否表示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甚至生存權利，都可以因為「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如果功利主義是唯一的道德標準，那麼歷史上所有侵略少數族裔的戰爭都是合乎道德的，因為「大多數人」的利益必然大於「少數人」的痛苦，那是不合理的。似乎在利益以外，我們還需要考慮個體的權利和自由，這引領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探討「公民抗命」的問題。

絕對論與自由至上主義

與結果論相對的，就是絕對論(Catagoricalism)。這種思想提倡判斷一個行為道德價值在於其本質，也就是產生這個行為的動機，並不因為行為的結果或影響而改變。如果一個行為源自善意，它本身就有存在的價值。以此推論，「公民抗命」是否合乎道德似乎與抗爭的命題有關。問題是，那些抗爭的命題才具有道德價值？自由至上主義提出了認為個體應該有一些基本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財產。這些權利是與生俱來的，並不是由法律和政權賦予的，它們在法律、政權和社會形成之前就理應存在。如果任何個體的基本權利受到威脅，即使公民抗命違反了法律，仍然合乎道德。

當然，反對公民抗命者會提出根據自由至上主義，個人享有自由以自身和財產去從事任何事情的前提是不影響他人的同等自由。社會的公民當然有自由進行抗命，但如果抗命侵犯了我的自由，不就是違反道德標準嗎？但要注意的是，如果社會作為一個假想契約的整體，已經侵犯了抗命者的基本權利在先，又怎指責求抗命者違反道德標準？

正正因為個體的基本權利並不是由法律賦予的，而是與生俱來的。即使在一個民主國家，社會的大多數透過民主的程序侵犯了少數人的基本權利，這只會構成「多數暴力」，並不符合公義。例如美國當年的蓄奴制，是憲法所允許的，但它侵犯了黑奴的基本權利，因此為了維護天賦人權而進行「公民抗命」是合乎道德的。

最近在香港爭論不絕的「佔領中環」，抗爭的命題是爭取真普選、爭取選舉中的提名權。很多人認為爭論的重點是如何解讀基本法的條文，其實如上文所記述，如果法律侵犯了個體的基本權利，本身就是不公義的。那麼真普選是否屬於個體的基本權利？而相關法律的制訂過程又是否合乎公義？這個命題涉及社會契約的形成，下次再討論。

從謾罵歌手看內地民眾思維（二）

上次討論的是一些內地民眾的思維想法，這篇文章希望探討的是另外兩種除大陸以外也普遍存在於香港或台灣的建制或親中人士的思維模式。

金權至上的思維

藝人開演唱會，觀眾買票欣賞，本來就是你情我願、一買一賣的交易。買方付出的是金錢、賣方付出的是勞力，買方和賣方是平等的，沒有一方比另一方更高級、身份更高貴。既然如此，為甚麼他們賺了內地人的錢，就不可以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發表自己的言論呢？這裡指的言論可不是什麼侮辱內地人的言論，而只是單純台灣藝人支持學生運動的言論。正如大家不會要求與你交易的生果商人、巴士司機、餐廳老板在統獨問題上與你立場一致，因為這是金錢與勞力的交易。要是大家不喜歡某藝人的言論或立場，選擇不聽他的演唱會、甚至批評他的立場，也是大家的自由。但你總不能說，他賺了內地人的錢、又不同意大部分內地人的某個立場，是件不道德的事，因為他賣的是音樂，不是賣立場。這個世界只有一種人你可以明正言順用錢買他的立場，那就是政客。

而一些內地人有這次謾罵歌手的反應，正是金權至上的思維作祟。錢在中國人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他們認為付出金錢的一方比較高級，我用錢買你的勞力也好、貨品也好、服務也好，即使大家同意交易的價錢，交易雙方的關係不是平等的，是你有求於我，而我只是施捨金錢給你。

也看看香港的例子，自由行實施以來，久不久就有些內地人會說︰「沒有我們照顧，你們香港早就完蛋了。」聽了讓人不舒服，先別說旅遊業只佔香港GDP的4.5%，退一百步來說，就算旅遊業真的是香港經濟的火車頭，很多香港人或台灣人最介意的其實是這種金權至上、瞧不起人的心態。誰都知道中國是經濟強國、內地有很多富人，中方的報章常常說香港人是因為接受不了被人趕過了而酸溜溜的，心理不是味兒，所以仇恨內地人；又說香港人怎樣感激中央的幫忙云云。如果內地人相信這種論調，就更加強化了他們的金主心態，不但無助解決兩岸三地的矛盾，無疑也是在火上加油。

最糟糕的是，香港的一些官員、建制或親中人士也有同樣的想法。特首的一句「未富先驕」，就暴露了這種金權至上的思維。這句話有兩個含義，第一是香港人現在不富有，因此要對富有的內地人卑躬屈膝；第二是如果香港人富有起來，就可以驕傲自恃、不看人臉色。這不是激化中港矛盾是什麼？兩種觀念都錯得要緊，其實無論有錢與否，都必須尊重別人，這道理小學生也懂。又因為金權至上，香港的官員和資本家常常以發展經濟為由，拆這裡填那裡、加大開放自由行、吸引內地資金來港，為要賺更多的錢，又要求香港人把內地人待如上賓、必躬必敬的，內地說一不敢說二，自貶身格。至於民主、自由和法治？都要服膺於金權之下。社會不公不義也不重要，只要經濟發展的步伐夠快就可以。這樣的思想，可怕嗎？

事實上，對於像我一樣的小市民，以前內地經濟不好時我沒有得意洋洋呼呼喝喝北上當個大爺，現在內地經濟好了我也沒有覺得很自卑生活過不了要出賣尊嚴當個小弟給人呼喝，日子都是這樣過。大部分港人渴望的，其實只是內地人尊重我們的文化。

狹隘的民族主義思維

今次事件的另一個觸發點，自然是兩地民眾把藝人對服貿議題的看法延伸至統獨議題的看法。這種延伸自然是不合理的，但既於之前的文章討論過，在此不贅。可是一旦觸碰到統獨議題，就會挑動到一些人的神經。一些內地人的評論是「你台灣只是我們一個省」、「國什麼國，台灣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而台灣人的回應是「台灣本來就是獨立的」，接著罵過沒完沒了。

何為民族？就是一個分享共同歷史、習俗和文化背景的群體。但想想看，台灣的青年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個文化、習俗、思想和價值觀都跟內地青年大相逕庭的地方，在他們的認知台灣跟內地一直都是兩個政體。但「你台灣只是我們一個省」這種論調，完成不考慮人家的獨特的文化背景，這種思維甚至不是平等的兩岸統一，而是表示我們內地是強大的、我們要接收你、我們要佔領你，把台灣貶成內地的附庸，叫人如何接受？

而對很多人來說，「中華民族」本身就不容易理解。大陸官方的意思是，「中華民族」由漢族和55個少數民族組成，包括了滿、蒙、回、藏等族；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又宣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那我們到底怎樣理解「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還是多個民族？如果要說共同歷史，那很多少數民族根本不是炎黃子孫，甚至是侵略中國的外族。如果要說共同文化，很多漢人並不認為自己跟滿、蒙、回、藏等族有共同的文化。所以很多人心目中的「大中華民族」，其實是「大漢族主義」。他們口裡說種族融和，其實是種族歸順；口裡說說尊重差異，其實是唯我獨尊。所以他們不熱衷保存滿、蒙、回、藏、彊的傳統文化，只是用經濟發展的手腕試圖同化這些少數民族。說到底，就是漢族一統各族的主張，一種具侵略性的狹隘民族主義。

而為了彰顯這種於各族之間的超然性，他們必須確立正統，而中共政府的正統，便順理成章成為「中華民族」的正統。每次中共政府發表立場，不論對錯，都必然成為「中華民族」的立場，彷彿熱愛國家民族就必須跟從這些立場。他們把自己文化的凌駕於當地的文化，把當地的文化看成次文化，例如確立普通話的正統，把廣東話、台語打成方言；確立簡體字的正統，妖魔化繁體字等。上至意識形狀、政治立場，下至用字遣詞、日常習慣，都必須跟從內地的正統。而一些親中的港台人士也是如此，不論是政治議題、法治議題、人權議題還是民生議題，只要你的立場跟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不同，動輒便給你扣上「賣國賊」、「逢中必反」的帽子，似乎任何與國家權力意志不同的想法，都是「不愛國」的表現。愛國並不是對國家權力的絕對服從，而是深刻反省國家的問題，嘗試作出改變。

真正的民族大同，是尊重內地、台灣、香港以至各個少數民族的地區文化，保存其特色，而非以內地文化高於地區文化的姿態超然於各族，這才是中華民族意義上的統一，而非政權上的統一。因此，熱愛中華文化與統獨議題無關，兩岸三地同時存在的政治實體並不會阻止中華文化發揚光大，反而相得益彰。

從謾罵歌手看內地民眾思維(一)

近期的台灣佔領立法院事件中，有一件比較少人去留意的事情，就是內地民眾的強烈反應。台灣藝人紛紛留言支持學生，卻遭到內地網民的文革式的攻擊和謾罵，諸如「台灣歌手滾出中國」、「有種不要來中國賺錢」、「說到底你們只是個賣藝的」一類的話。如果有這種想法的，只是才大氣粗的暴發戶、打算透過「服貿」獲利的資本家、又或是打算用「服貿」進行統戰的中央官員，都不難理解。問題是謾罵台灣藝人的只是一般內地民眾，不少還是80後、90後的年輕人，有些甚至原本是某藝人多年的忠實歌迷，怎麼突然說變臉就變臉、判若兩人呢？

二元對立的思維

從理性的角度分析，如本人「台灣服貿是自由貿易主義新戰線」一文所分析，台灣服貿問題不能簡化為中國人與台灣人的對立，而是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對立，這些人怎麼就把這件事看成是民族尊嚴的問題呢？不從科學理性的角度分析別人反對的因由，反而訴諸於情緒化的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民粹主義，是相當危險的想法。而訴諸於情緒最可怕的地方是完全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不論理性的人如何提出理據，都只會換來「賣國賊滾出中國」一類的情緒化回應。很多時這種民粹二元對立只有「中國的」和「非中國的」、又或「中國人」和「非中國人」。中國與台灣簽訂貿易協議，自然是中國政府也同意的主張，你反對中國政府的主張，就是反對中國的東西，就是反對中國人，就是反對我。

當民眾只有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時，他們發現原來自己崇拜多年的偶像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竟然跟自己不一樣時，為了鞏固自己的信仰體系，他們只好把藝人放在二元思維中的對立面，狠以批評。

事實上，這種「二元對立」並不罕見，每次台灣或香港發生任何的爭議，例如「單程證問題」、「普選問題」、「自由行問題」等問題都會被內地民眾解讀為「民族尊嚴」、「國家統一」的問題。明明「單程證問題」是人口政策的爭議、「普選問題」是政治制度的爭議、「自由行問題」是社會資源分配的爭議，而愛國與否，根本不是問題的核心。

值得留意的是，這種欠缺理性思維的現象不只出現在教育程度較低的上一代，也出現在理論上受過高等教育的新生代，這些謾罵的80後、90後年輕人應該有不少上過大學，可能還有有碩士博士的頭銜，可見中共的教育模式是如何著重意識形態的灌輸，而不是邏輯理性的思辯；目的在於強化中共的統治，而不是個人思維的發展。以這種以群眾批鬥群眾的手法消除異己，自是當權者的最愛。

陰謀論與二戰思維

有人認為「佔領立法院」是「台獨勢力勾結外國勢力」所策動的「破壞兩岸關係」的事件，這種論調在內地人很流行。事實上，以上的解釋可以應用於任何政府與市民的爭議，試把「佔領立法院」換成「反國教運動」，把「台獨」換成「港獨」，就變成「反國教運動」是「港獨勢力勾結外國勢力」所策動的「分裂國家活動」。

內地朋友很喜歡這種陰謀論，一旦你在討論政治時使用這種論調，他們會認為你很有智慧，很了解「大形勢」、「看破」了「美帝」的陰謀。這種50年前二戰時「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想法，竟一直流行至今。而事實上提出這種論調不需任何佐證，把幾件事情左拼右揍就可以立論，例如「沒有綠營的協助，學生怎會有這樣的動員能力？」、又或「物資補給源源不絕，沒有外國勢力，錢從何來」一類放諸四海皆準的論調，就當成是很理性、很有邏輯的思考。事實上，這種充其量只是猜想，沒有事實憑據，一點都不科學，因此我也稱之為偽邏輯思維。但正是這種思維，讓他們把一切反對政府的行動當成是外國的侵略、是分裂國家，而留言支持的藝人也是賣國賊了。

 以上的兩點皆為內地民眾獨有的思維，而還有兩種思想卻是大陸、台灣、香港的建制陣營、親政府人士、甚至一般普羅大眾都被毒害的思想，留待下次再談。